雷长鸣说到这里，王隆问他是否了解朱文正与他爱人夫妻关系不好这件事，雷长鸣说，我当然知道，而且我很早就认识章谊。这次我俩喝酒，他又说了章谊很多的事儿，他为什么喝过量了，因为他太苦恼，他没人可说，只有跟我讲。可人家夫妻之间的事情，我毕竟是个外人，不好瞎评判，更不能乱出主意。因为有一点我很清楚，不管是朱文正还是章谊，都不是那种作风轻浮，做人处事不计后果的人。他俩都不可能“乱搞男女关系”，朱文正更不可能。他如果真的杀人了，肯定是另有原因。

王隆不大认可雷长鸣的观点。因为在这件事上王隆可以“假设”：假设朱文正以前“生活作风”挺好，但后来由于跟章谊的误会日深，他也可能出于“报复”之类的目的，就跟岳菲好上了。毕竟当时的命案现场，也实际上给出了这样的可疑之处。

雷长鸣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确实无法解释当时朱文正抱着赤身裸体的“厂长老婆”这一惨淡现实，只好勉强同意了王隆的“假设”。

王隆接着说，他在你这儿的时候，还没有“约会”计划，这点是可以肯定的。问题在于他离开你之后回了招待所，那时他得知孙厂长要让他连夜赶回去，并且给他安排了汽车.他在这个空挡是不是打电话联系了岳菲——也就是厂长的老婆，这一点我们始终无法肯定。

雷长鸣直摇头，说这个推测“逻辑不通”。而且他对于那些“可能”、“无法肯定”之类的词儿很是反感，就又冲王隆说：“有句实话，不大好听，你要不愿意听的话，我就不说了。”

王隆连忙很亲切地叫着：“雷大哥，我就愿意听实话。因为只有能够互相信任的同志，才肯说不好听的实话，对吧。”

雷长鸣先说：“对”，然后又说：“我那个战友，就是在省局的那个，有一次坐一块儿，我跟他说起了朱文正的这个案子——他见过朱文正，但是不熟悉——，他听了以后问了一堆为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可能佳川的警察也没闹清楚。于是他说，这些年警察队伍的素质很成问题，直接说就是根本不会办案。不重现场，不重证据，不重目击证人。重什么，重主观意识，重想象假设，重瞎猜胡蒙……哦王同志你别误会，他不是指你们佳川办的这个案子……”

王隆笑道：“雷大哥你不用解释，跟你说，你这个战友说的太对了，他说的还特别形象，简直就像是说佳川这个案子。不过，现状如此，有些事情，像我这样的小警察，心有余力不足，做事儿挺难的。而且这会儿虽然不大强调‘政治挂帅’了，但在实际工作中，政治的因素还是大于一切的。比如……”

王隆举个例子：他们来找雷长鸣，其实是“捎带”的一项工作。他们来省城出差，为的是另外一个命案，那个案子也很复杂，可队里只给他们两天时间，今晚他俩就得赶回去，明天还得参加“反击□□翻案风，批判什么什么黑后台”的动员会。

雷长鸣点点头，表示他理解。他说。他的意思是，调查工作一定要做深做细，必须得有充分的证据，或者“反证据”，然后才能下结论。比如说你们这个案子，正确的叫法应该是“3.24”命案，而不应该是“朱文正杀人案”，对不对？

王隆说对，然后替雷长鸣说了他想说的话：“雷大哥我知道你的意思。此案的关键，是要查清楚朱文正到孙厂长家之前，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有没有可能他到那里的时候，那两个人已经死了。这些我都想到过，但是——人证太少，物证基本没有，而且刑警队去的时候，现场已经全部被破坏，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