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掩人耳目，我搬出了小木屋。

说是掩人耳目，其实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自我逃避，毕竟演戏于我而言，确实不是件太过容易的事。

尤其面对的观众还是柯跃尘，他那么玲珑剔透的一个人，如果不想被看穿，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

搬回学校后，时光开始变得无聊且漫长，每天在教室和宿舍之间来回划线，闲到只能用备考填补时间。

以前为了报复易建业，我对法律有种赌气般的执着，如今却是打心底里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

只因有人告诉我，法律是缝补世界的针和线。

为此，我甚至收回了之前那句“不爱管别人闲事”的自我评价，然后把这部分自我评价替换成了跟乐于助人相关联的词。

所以，当周小成质问我，“为什么你可以跟男生谈恋爱，而我却不能跟女生谈恋爱”的时候，我下意识的反应就是——

恋爱真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

不但把我传染成了管事精，就连过去脑子转不过弯的直男都开始变得伶牙俐齿了。

当然，我本人对张萌萌没有任何意见，我们从她大一进校时便相识，她是个极聪明的姑娘。

这种聪明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也许不是坏事，但对于周小成这样的傻子，则需要打一个问号。

仔细盘算一下不难发现，傻子周小成身边围绕着形形色色的聪明人，我算一个，张萌萌算一个，沈自鸣也算一个。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承认，沈自鸣对周小成的影响在很多层面上要远远大过于我，就像肉骨头比肉包子更受狗的青睐一样。

比如有次周小成请客吃饭，那会儿他还没下定决心跟张萌萌在一起，饭桌上多次就感情问题询问我跟沈自鸣的意见。

我因为对三角恋一直抱着不理解不尊重且不主张的态度，所以直言否定，让他不要参与。

可沈自鸣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竟然义正辞严地表示，人应该勇敢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

当时听完我挺纳闷，沈自鸣不是不知道这段三角恋的另一个男主角是谁，既然他跟孙一凡也是好兄弟，那么这套明为鼓励实则引战的说辞真的合适吗？

明眼人都会觉得不合适吧？

都会觉得他动机不纯居心不良吧？

结果傻子周小成却点了点头。

那一刻我真心觉得，“恨铁不成钢”这个词就是专门为我发明创造的。

那时候我尚且不知道，有人作恶并非奔着某个明确的意图，而只是单纯地喜欢作恶，喜欢玩弄别人于鼓掌之中，所以很快就释怀了。

再说裁缝的职责是缝补，不是塑造，重塑他人三观这件事不在我职责范围之内，大可以放任不管。

故而搬回宿舍之后，我跟周小成的关系就回到了正常的状态，他谈他的恋爱，我掩我的耳目，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但热恋中的人真的很烦，要么一天到晚找不着人，要么回来之后一直讲电话，话题无非就是畅想他们遥远且美好的未来。

虽然以前我也这样，甚至做的比周小成更夸张，但这不妨碍现在的我会在心中涌起一阵阵以酸为主导的五味陈杂。

因为我忽然意识到，同性恋跟异性恋终究不一样。

异性恋的将来有许多明确且隆重的事件等着他们共同去实现，比如结婚生子。

可同性恋没有，同性恋的将来只存在于永无止境的许诺之中。

尽管我也不能免俗地从柯跃尘那里得到了想要的承诺，但那不足以抚慰我敏感且多疑的心。

分开的日子让我越发真切地感受到，任何豪言壮语都比不过朝朝暮暮的相处，再多衷肠的互诉都解不了一分一秒的相思之苦。

因此，当暑假前夕，易建业再次向我抛出一沓铁证般的照片时，我没再狡辩。

非但没狡辩，反而直截了当地向他坦白，你儿子就是个喜欢男人的同性恋。

然后我租了辆车，带柯跃尘离开了南京。

我们在浙江省的一座滨海小镇度过了无忧无虑的两个月，日日交颈缠绵，如胶似漆，算是把之前分开的时光彻底补了回来。

那时候我做好了跟易建业对抗到底的准备，尽管手中并没有太多称得上是筹码的东西，但我的人生，我自己就是最大的筹码。

万万没想到事情在回到南京后不久，就迎来了巨大的转折。

周小成因为殴打孙一凡进了警局，孙一凡的父母扬言要闹到学校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张萌萌哭着找我帮忙。

我手中的针和线在这里起不了作用，只能寄希望于外援，当时想到的第一个求助对象，就是模范学生代表沈自鸣。

沈自鸣既是周孙二人的共同好友，也是高我们一届的学长，说的话自然比我这个向来跟孙一凡不对付的人有份量。

可当我讲完事情的来龙去脉，表达出希望他过来充当调解员的诉求时，沈自鸣却立刻给予了拒绝，理由是自己不在南京。

“那你能不能打个电话跟孙一凡说说情？”我在警局外焦头烂额，以至于看到张萌萌在附近喷香水遮盖身上的烟味，都没有想到要躲远一点，“他爸妈想咬死周小成，我们说什么都没用。”

电话那头的沈自鸣却很平静：“孙一凡家里有人，如果那是他爸妈的想法，那么我出面也没用。”

“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除非能找到比孙家更厉害的人。”

理是这么个理，问题是上哪儿找？

大家都是没出校门的学生，认识一两个有头有脸的社会人都费劲，何谈跟达官显贵攀关系？

更何况还是在这种十万火急的时刻。

“对了，你刚刚说周小成在哪个区的派出所？”沈自鸣突然问。

“江宁。”我连忙回答。

“那好办。”沈自鸣不慌不忙地说道，“我们以前拉过很多江宁企业的赞助，那些集团公司人脉广，跟当地派出所的关系也不会差，你找熟悉的试一试。”

这席话让我想到大一那会，沈自鸣正是通过周小成牵线搭桥拉我进的外联部，一时间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好消息是，我恰好对江宁某集团公司很熟悉，不但认识里面的员工，而且认识他们的老总。

坏消息是，这个老总名叫易建业。

直到周小成的事情顺利解决，我方才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筹码这种东西实则在多不在精。

只有拥有的筹码足够多，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才能称之为博弈，否则都只能叫做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或许有人会问，这么做值得吗？有意义吗？不去管周小成对你有什么损失吗？

答案是不值得，无意义，没有任何损失。

但那叫见死不救。

柯跃尘不是一个见死不救的人，如果我见死不救，那等于失去了跟他最根本的连接。

这种灵魂上的不匹配堪比鸿沟与天堑，比肉/体上的不亲近更让我难以接受。

至于易建业，他在我反复横跳和屡次食言而肥之后彻底失去了耐心，转而将一道又一道暗箭射向柯跃尘。

那天，我怒气冲冲地赶到江宁，在那座空旷的五层建筑里大声质问于冬林，为什么要去扬州骚扰柯跃尘的父母。

于冬林的回答至今都让我觉得胆寒，他说：“如果他们连这点刺激都不习惯，以后又怎么受得了十里八乡那么多人的质疑和白眼呢？”

我被他问得哑口无言，只能沦为牢笼中的孤鸟。

牢笼中的日子十分难熬，易建业派人轮番看守别墅，我失去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每天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虚度光阴。

转机出现在法考出分这天。

这天，跟在我屁股后面的是个新来的小年轻，说话声音如蚊吟，看谁都是一副怯生生的表情。

由此，我断定他是个好拿捏的主，于是半是认真半是威胁地告诉他，我需要手机查考试成绩。

他果然就把手机还给了我，还在我打开查分网站输入准考证号的时候，识趣地走开了。

相比于意料中的成绩，柯跃尘的电话才更像是意外之喜，按下通话键的那一瞬间，我几乎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

这只同样被我豢养在笼中的鸟儿已经与我分开足足月余，在疏于照看的这段时间里，我比任何人都想知道他的心境。

而事实却是，我的鸟儿也跟我一样，厌倦了牢笼中的生活。

这天南京乌云密布，风沙很大，但所幸没有下雨，我从三楼卫生间跳出去的时候，可以精确地挑选角度，用手臂护住膝盖和头。

护住膝盖，是因为我需要用双腿走出这里，护住头，是因为我需要完好无损地出现在柯跃尘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