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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天最炎热，也是肖申克监狱稍微清闲下来的时候，我的离职得到了批准，恰好能赶上纽约新闻周[1]。

离开之前，我在交接工作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诺顿在发现无论如何都不能阻止莱斯利·霍尔去纽约投入富家女儿的怀抱后，对我的态度从挽留期的热络迅速变成点头之交的冷淡。于是在告别之前，只有办公室里那些和我交好的狱警在一大早我收拾东西时简单办了个告别仪式。不被批准的仪式注定了它的简单与匮乏，除了零散的几样礼物（拆开后我发现基本都是些开瓶器，烟，纸牌和打火机之类的，其中唯一能称得上用心的大概是理查送的一条在百货公司买的皮带）之外，只有松饼和柠檬苏打，摆在今日休假的哈德利的桌子上。

我在柠檬的苦味里抱着纸箱走出监狱，这个时段不是犯人防风的时间，同事——或者说前同事们也几乎都在执行各自的任务，于是只有守门的狱警帮我开门。

他说：“走吧，小子，祝你好运。”

我说：“谢谢，也祝你好运。”

阳光晃眼，滚烫明亮，监狱门前的沥青路面被日光晃的扭曲，马洛酒吧的酒保开着他自己的车等着我，男人站在那辆柠檬黄的车边，抱着手臂，跟我抱怨：“在这车上真是越坐越热，该死的夏天。”

“绚烂但短暂。”我把纸箱放到他的后座上，拉开副驾驶的车门，直接坐了上去。

这动作本应潇洒，但事实上当我的背脊接触到车上的皮面的那一瞬间，滚烫的疼痛令可怜的莱斯利立刻矫正了自己的坐姿，在敞篷车里坐的比在学校听讲的学生还要笔直。

“哈，”酒吧发出爽朗的大笑，男人拧动了引擎，车子发出巨兽一样低沉的咆哮和嗡鸣，发动机运转的滚烫的风吹了我一脸。

在这烫的人头脑发昏的，自由又曛热的风里，男人大声问我：“去哪——先生？”

“车站——”引擎的声音太大了，以至于我和他说话只能用喊的：“我得回纽约——”

回纽约。

带着我新的自由和旧的梦想。

酒保猛打方向盘，柠檬黄的车子在炙热的空气里划出一道弧线，卷起干燥的尘土。

在砂砾混成的淡黄色风烟中，车子驶离了那条仿佛被监狱阴影拉长，因此总是显得阴冷的路，冲进了夏日放肆的阳光里。

风渐渐变得汹涌，粗野，带着青草，尘土和远方河流的腥气，劈头盖脸地砸过来，几乎让人无法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