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再次消失了，如同他归来时一样突然。这一次，没有告别，没有承诺，只留下一双来路不明的棉鞋和一个被劈烂的安全帽，以及这个家被彻底撕开、暴露在寒风中的疮痍。

没有人再去寻找，也没有人再提起他。仿佛这个人从未归来过，那场短暂的风波只是寒冬里一个格外冰冷的噩梦。爷爷变得更加佝偻，劈柴的力气却大得惊人，仿佛在与无形的命运较劲。奶奶的嗓门彻底哑火了，她常常对着空荡荡的院子发呆，然后默默地拿起母亲织好的毛线帽子，一遍遍地抚平上面根本不存在的褶皱。

母亲是变化最小的，或者说，她将所有的剧变都内化成了更深的沉默和更快的动作。煤油灯熄灭的时间越来越晚，她织帽子的速度几乎赶得上机器的频率，手指上的裂口因为反复摩擦而无法愈合，渗出的血丝常常将浅色的毛线染上淡淡的红痕。她不再流泪，也不再与任何人交流，只是像一台过度磨损的机器，拼命地榨取着自己最后的能量。

小嘉穿上了那双棉鞋。鞋子很合脚，隔绝了地面的寒气，却无法温暖他心底的冰冷。他看着母亲灯下疲惫到极点的侧影，看着爷爷沉默而沉重的背影，看着奶奶眼中熄灭的光，他知道，“不上学”的念头不能再提了。那只会给这个家带来更彻底的毁灭。他必须上学，必须读出个名堂，这不再仅仅是爷爷的期望，而是这个家能看到的、唯一一丝极其微弱的、远在天边的光。

他开始用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读书。天不亮就起床，借着晨曦背诵课文；放学后不再跟同学有任何多余的接触，直接回家，帮爷爷干完活后就趴在炕沿上写作业，直到眼睛酸涩得看不清字。他把父亲带回来的那个花哨的铁皮铅笔盒扔到了床底最深处，依旧用着那个竹筒套着的铅笔头，仿佛那上面还残留着太婆磨豆腐时的力气，残留着母亲织毛线时的坚韧。

然而，命运的残酷似乎没有尽头。开春后，镇上传来了消息，因为机器编织的普及，手工毛线活的价格被压得更低，母亲织一顶帽子的工钱从五毛降到了三毛，后来甚至到了两毛。与此同时，爷爷在一次挑水浇地时闪了腰，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家里的重活一下子落在了母亲和小嘉稚嫩的肩膀上。

希望，像风中残烛，明灭不定。

转机，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那天，小嘉的班主任，一个姓林的女老师，来家里做“家访”。她看到了空荡荡的灶房，看到了床上因疼痛而眉头紧锁的爷爷，看到了奶奶手中那顶工钱仅有两毛的帽子，也看到了在昏暗光线下、趴在炕沿上专注写字的小嘉。

林老师没有说太多安慰的话。她蹲下身，看了看小嘉写的作业。作业本是最廉价的草纸，字却写得工工整整，每一笔都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力道。

她摸了摸小嘉的头，对挣扎着要坐起来的爷爷和局促不安的母亲说：“小嘉是个读书的好苗子，不能耽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