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把账册送到四阿哥案头。他翻开，一页一页地看。看到“去向：西边军前”那一栏，他的手指顿住了。“这批粮，不是给十四弟的。”他抬起头。

“为什么？”

“十四弟不缺粮。”他把账册推到我面前，“前线粮草暂时够用。富宁安的折子没再催。可你看这账册，去向写‘西边军前’，兵部却没有回照。运粮的人躲躲藏藏，签字的是揆叙府上已经死了的管事。如果真是正经军粮，何必如此？”

我沉默。他站起身，走到墙上挂着的舆图前，指着居庸关的位置。

“昌平往北，过了居庸关，粮道就分岔了。一条往西，去前线，那是十四弟盯着的地方，兵部有记录，户部有账，每一笔都清清楚楚；另一条往西北，出张家口，去蒙古，再往西，就是准噶尔的地盘。”

他转过身，看着我。“这批粮走的是哪条路？账册上没有写。可运粮的人不敢走十四弟盯着的那条，偏要偷偷摸摸往西北去，你说，是送给谁的？”

我心头一凛。“你是说——”

“有人把皇庄的粮，卖给了准噶尔。”他的声音很轻，可落在耳朵里，比刀割还疼，“从康熙五十二年开始，五年了。”

我攥紧手指，指甲陷进掌心。五年，那些粮从皇庄出去，从我们手里出去，一粒一粒，喂给了杀我们将士的敌人。

“那一年，永裕昌开了。那一年，恒源商号也开了。那一年，佟家开始在西山囤粮。”他转过身，看着我，“不是巧合。”我攥紧手指。

“佟家、揆叙、内务府，都沾过手。朝廷打胜仗，他们赚不到钱；朝廷打败仗，他们才能发国难财。”“四哥，汗阿玛知道吗？”

“知道。”他走到窗前，望着外头的夜色，“可汗阿玛在等。等十四弟出征，等那些人自己跳出来。他们卖粮给准噶尔，手里就有银子。那些银子，就是证据。”

“那这批粮——”

“留着。”他转过身，走回案前，把那本账册推到我面前，“账册是证据，也是饵。姓白的跑了，可他留下的账册还在。谁急着来拿，谁就是那条鱼。”

“可账册在咱们手里，他们怎么拿？”

他看了我一眼，唇边浮起一丝极淡的弧度：“他们不会来拿账册。他们会来拿粮。粮还在昌平，姓白的没拿走。那些人不会甘心。一万两千石，不是小数。”

我心头一凛。“所以粮扣在昌平，不运走，也不发还——”

“就是在等。”他打断我，“等他们再来。上一次是五辆大车，下一次，可能就是五十辆。”

三月中旬，春寒料峭，畅春园的桃花还没开，路边的柳树刚抽出鹅黄的嫩芽。我带着方书吏、马成和小喜子，出了京城，往南走。

方书吏骑马跟在我身后，怀里揣着厚厚一摞账册，被风吹得哗哗作响；马成带着两个步军统领衙门的兵丁，不远不近地缀着。

第一站是保定。到的时候正是午后，阳光懒洋洋地照着，城里弥漫着一股豆饼发酵的酸味。

我们在城里的驿站安顿下来，刘知府得知消息，早早派了人在驿馆门口候着，请我们安歇后明日再去衙门。奔波了一天，人都乏了，方书吏早早就吹了灯，马成带着两个兵丁在隔壁轮值守夜。

一夜无事。

次日一早，我们去了知府衙门。保定知府姓刘，五十来岁，圆脸微须，说话滴水不漏。我们在值房坐了一上午，他把本府的存粮数字报了一遍，说来说去就是四个字：没有余粮。

我盯着他的眼睛，忽然问：“刘大人，康熙五十四年，佟泰从皇庄调了三百石粮，送到你保定府。你接收了，也转运出去了。可兵部没有收到，西边也没有收到。这批粮，你转到哪儿去了？”

他脸色微微一变，端起茶盏饮了一口。“十八爷，”他放下茶盏，声音比方才低了些，“下官确实从皇庄接收了那批粮，也确实转运出去了。可下官转运的下家，不是兵部。”

“那是谁？”他沉默了片刻，手指在桌沿上轻轻叩了两下。“是恒源商号的东家，姓白。他说他有兵部的条子，粮由他运往西边。下官看了条子，盖着兵部的印，不敢不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