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悟退了两步，作势就要下跪。

沉固安远眉头一皱，赶紧俯身扶住了，“你快起来，这是怎么了？”

然而李悟的膝盖已经触地，“还望大人恕罪，此为旧患，六房吏员皆无俸禄，倚仗这些，实乃无奈之举。”

“若断此路，恐惹众人不满，造成混乱，若大人执意要追究此事，还请三思。”

沉固安远一听这话，当即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李悟不仅知道“火耗”一事，而且同为受益者。

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话语，李悟再怎么受沉固安远提拔，也还是吏员。

身份在这儿，哪有帮着沉固安远磨刀霍霍向自己的？

何况，如李悟所说，这是旧患，是一根长在府衙上的毒刺，拔了会立刻死，不拔好歹还能活着。

沉固安远赶忙找补，总不能把人往外推啊，“是这个理，只怪上头不发俸禄，总得想些办法。”

搀扶起李悟，紧跟着挑拨离间，“我不过是担心有心之人，从中多获了些，反夺了你们该得的银钱。”

李悟这下不做声了。

沉固安远见好就收，转移话题，“既然你是礼房的，不如你同我说说，乾州的士绅有哪些？什么来头？”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虽然人还没见到，但是得打听。

他问这话也是有讲究的，六房职责不同，言谈举止都会受其影响，好比你同时让商人和文人介绍乾州。

商人大抵会说，乾州适合卖哪些货品，为什么适合。文人大抵会说，乾州有哪些地方风景秀丽，有哪些诗词能形容。

李悟所在的礼房，主要负责读书考试、修庙祭祀、婚丧嫁娶，主的是个“文理道德”，也就不难理解，他行事稳重。

李悟沉思片刻，做出了这样一番解释，“大人可以称谓上分辨，士绅都重名声，因此，称谓不但重要，更不能随意更换。”

最赋名望和财富，且有过官职的称为“老爷”，譬如邓老爷，曾任知府，如今告老还乡，但凡祭祀，必得邓老爷前来主持，百姓才认。

甚至还有可以拟比府衙差役的私人差团，论力气，论人数，绝不在差役之下。

“相公”次之，秀才、举人出身，但并未做官的，称为“相公”，譬如临相公，秀才出身，虽未入仕，但在学堂教书，颇具名望。

最次的，当属“员外”，大多商贾出身，譬如王员外，虽是最次，但也要家产丰厚，富甲一方，那才能称作“员外”。

普通的商人可担不起这称呼。

至此，沉固安远对乾州的士绅有了大概的了解，无非是从权、名、钱上划分的等级。

听着李悟的解释，沉固安远重新拿起账目，继续翻阅，试图在这一知半解的账目上查出些头目。

忽的，沉固安远眸光微凝，手一滞，而后几乎是毫无章法，胡乱翻扫着账目的内容，一本接着一本。

左手边的一堆，愣是靠着这样翻覆，不觉间挪至右手，堆成小山。

最后沉固安远将手中的账目往桌上“啪嗒”一搁，身体后仰，呼出口浊气，“我问你，王员外，家中有人考取功名么？”

李悟俯身，“回大人，据我所知，并没有。”

“那他的田税呢？去哪儿了？”

沉固安远不怒反笑，“好一个临相公，名下的田产竟然比邓老爷还多，你告诉我，他哪儿来的？”

他这是明知故问了，还能是哪儿来的？当然是从王员外那儿来的。

临相公出身布衣，哪怕是考取功名后，有人前来送田讨好，也绝不可能超过曾出任知府的邓老爷。

放眼整个乾州，能与邓老爷的田产一较高下的，只有王员外。

到这事情就很明晰了，显然是王员外勾结府衙内部之人，将自己的田挂在了临相公名下。

借秀才、举人等免去赋税一规，逃税。

府衙内部之人还能是谁呢？自然是石敬，石敬在从王员外手中获得好处。

临相公也定会从王员外手中获得好处，否则也不会凭白让其占便宜，这样一来三方合流，勾结牟利。

可王员外家田产众多，若想上头不追责，需得平账，保证乾州整体的税收不降，既然要平账，就需得从别处捞。

从哪儿呢？

自然是百姓。

这几年相较于前几年，田税不断增加，但增数极小，账目上不起眼，对于百姓来说，也还能承受。

但增数极小，是因为摊在了所有百姓身上，即使增数小，积少成多，就足以顶替王员外所免去的赋税。

可以说，石敬等人完全是趴在百姓身上吸血。

百姓人微言轻，向来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到万不得已，忍忍也就熬过去了。

今日是王员外，明日若是来了个王员外、谢员外呢？

赋税在不觉中，不断累加，最终会成为百姓不能承受之重，后果不堪设想，毕竟兔子逼急了还会咬人呢。

李悟也不打马虎眼，“回大人，我曾听说过，石吏员与王员外、临相公接触甚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