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故发生在他十七岁的那一年。

此时薛兆荣已经二十多岁，因为郗氏挑谁家的姑娘都觉得不满意，迟迟没给他娶妻；他也就无事可做，和他爹一样，出门寻花问柳。当时他爱上了一个唱昆曲的女伶，戏班子在哪演出，他就追到哪里去，成日不回家。另一个姓严的少爷也在追求这女伶，他是一个小军|阀的儿子，早看薛兆荣不爽了。某日二人起了肢体冲突，他直接唤来几个大兵，绑走了薛兆荣，然后给薛家写信要二十万。

薛老太爷一气之下，中风了，除了眼珠子能转以外，浑身都没法动弹。

薛家上下慌了神。长期泡在鸦片的烟气里，所有人都昏昏欲睡，突然惊醒后，一查账，发现家底已经快亏干净了；想卖掉矿山，又发现那矿已经挖空了！把所有能典当的皮货、家具、珠宝典当掉，把存在钱庄里的现金全取出来，细细一数，总共也才十三万。

薛莲山就在这时候站出来说：“把钱给我，我有办法凑齐二十万。”

郗氏本能地知道不能把钱给他，他到底是个外人，无论对薛老太爷还是薛兆荣都没有感情。她只命令他把家看好，自己跑回娘家借钱。借了一圈，嘴皮子磨破了，脸皮臊穿了，也才借到两万多。

这段时间里，薛莲山安之若素，给薛老太爷端屎端尿、喂药喂饭，把一个又高又重的瘫痪病人照顾得干干净净，伺候得浑身舒泰。薛老太爷这会儿风骚不动了，只能躺在床上跟儿子大眼瞪小眼，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就忍不住留下几滴泪来。

郗氏回来后，看到这凄楚的境况，也是眼泪长流。她把薛莲山叫道自己的房里去，给了他一把钥匙，郑重道：“钱全在柴房里，我给你了。你现在是薛家唯一能顶事的男人了，知不知道？”

薛莲山点点头，转身要走，郗氏又猛地拉住他的衣摆，身子跟着往前一滑，跪下了。

他赶忙把她拉起来，拉不动，一位母亲的乞求有时候是比泰山更重的，只好对着她跪下来了，“娘。”

“山少爷，你不要忘记......是我把你留下来的啊！”

他把头磕到地上，喃喃说：“我不敢忘。”

拿到钱，他雇了几个镖师，把现金全存进城里的银行。薛老太爷不信任这种新兴的方式，他倒觉得银行好得不得了。银行给他开了一张上海分行兑付的汇票，到时候能直接在异地取出来。

又以薛老太爷的名义写信给上海的几家五金厂，说最近又掘出了一口高品位新矿，愿意和他们谈谈合作。随后便亲自去了上海，花钱做了一身得体的衣服、雇了两个白俄保镖，再用发胶把头发往后一抹，已经人模人样了。

他盯着镜中的自己，笑了一笑，笑纹颤颤的，心里跟着颤颤的，又惊讶又欢喜。其实这身派头都是他跟城里的电影海报学的，海报有戏剧化的风格，他也把自己捯饬得很夸张，与日后成熟的造型差得远了。可他当时真的惊喜交集。

站得离镜子更近一步，微微地笑起来，这回镇定多了——十六岁的薛莲山虽然没有长成健硕阳光的样子，但自有一副贵气的派头。眼尾下垂，使他常有一种温柔、多情的神态；鼻子从前是很薄的，现在变坚固了，山根端秀、准头丰满。他长得高，长的成熟，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

他觉得——至少从面相上看，他比薛兆荣像样多了。

当晚薛莲山包下了礼查饭店的套房，宴请三位老板。他从没见过这么金碧辉煌的包厢，桌椅板凳都是梨花木的，屏风上绣了巨幅山水图，两侧的墙壁上挂了字画；能旋转的玻璃圆盘上，摆着琳琅满目的菜品，桌边坐着三个穿英式西装的男人，都比他爹年纪大，黑沉沉的一片，嘴角自然地向下撇，给人威压感。他迟到了，因此三位老板率先沉了脸。

而派头已经上了他的身，他阔步走进去，拉开凳子，理了理衣服下摆就坐下了。

“不好意思，让诸位久等了。家父身体抱恙，这回只好由我代他前来。”他望向挂钟，露出歉然的表情，“我十分钟前就该到的，但是军工厂的人下午临时相约，谈得太久，不小心误了时辰。”

“哦，薛二少爷，幸会幸会。军工厂是怎么一回事？”

“是这样，我们不是掘出一口新矿吗？你们是家父的老朋友，家父特地叮嘱过我，要找下游，首先找你们。然而这消息因为上了报纸，被军工厂知道了，他们希望我们能专供给军工厂。”他说着，拿出三块刚买来的锡矿样本摆在桌上，“等家父身体好转了，欢迎你们来徐州看矿。军工厂也想去看矿，我还得想办法拖他们呢！”

三位五金厂老板被他唬得一愣一愣，拿了矿石，临别时改了口，由“薛二少爷”叫成了“薛先生”。

薛莲山信步走出饭店，心里的喜悦在激荡：他知道自己胆子大，没想到大到这个地步，一丝一毫的怯场都没有，越说越兴奋，越演越像样。何况名实相生，他们叫他“先生”，他也愿意摆出成熟的姿态；他愈发显得自信可靠，他们愈要叫他“先生”。

薛莲山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文明的称呼，他是不愿意像父亲那样被人叫“老爷”的。

镜子里，一个黑乎乎的小矿工跑过去，一个弯腰驼背的山少爷走过去，最后的最后，西装革履、从容优雅的薛先生在镜子里站定，还戴一副眼镜——也是文明的象征，朝他眨了眨眼睛。薛莲山忍不住伸手按在镜子上。我想成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