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她离开的时候把茶水间的门关得很大声。

——只比恶狠狠摔门轻一点儿。

那一声闷响在门框和门板之间炸开，沿着茶水间的墙和走廊扩散出去，像一枚石子被丢进了19楼安静的池塘。

Ale低头看着自己手里那杯已经凉透的红茶。Natilim把咖啡杯放在料理台上，手指在杯沿上慢慢转了一圈。茶水间里只剩下冰箱压缩机低沉的嗡鸣，和走廊里渐渐远去的康妮的高跟鞋声。

他们当然听说过一些关于康妮的传闻：集团调给普林斯博士的助理，照顾了她很多年，出差随行，三餐两点必送到工位，普林斯博士开会心率过高时，她会直接推门进去把奶昔塞进她手里。

他们只是没意识到——那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助理，会为了自己的老板发那么大的脾气。

佐伊不知道自己的带教对象在背后说闲话的事，就算知道了她也没什么意见，以她的逻辑，这不算什么坏话。而且，从客观上来讲，她也是还在学习“带教”这件事本身，她甚至觉得老师被学生评价几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最近这段时间，佐伊甚至开始回忆安东尼以前是怎么教自己的，jotish是怎么给自己丢书山的，麦克斯是怎么哄自己不要沮丧的。

在带教任务之外，佐伊依然以两周一次的频率飞瑞士。她在飞机上把工作站的屏幕亮度调到最低——不是为了省电，是为了不让邻座的乘客被满屏的等离子体模拟数据吓到。

她的法语水平在这几个月的往返中勉强进步了一点点，可以在陌生街区问“请问厕所在哪儿”，但对方用法语回答之后她只能听懂大约一半。

她对语言的兴趣远不如对数学和代码的兴趣，法语对她来说只是一把不够趁手但勉强能用的工具。不过她在卡达拉舍不怎么需要用法语。ITER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就算沟通上有困难，还有英法同传。而且，在攻坚阶段，四处支援的工程师们来自几十个国家，在白板上画方程的时候不需要翻译，数学本身就是通用语言。

物理学家们用他们的语言描述问题——边界局域模、磁岛、阿尔芬波、新经典撕裂模。佐伊用她的语言把这些问题翻译成控制论和信号处理——传递函数、特征频率、前兆信号、自适应滤波。两种语言在白板上来回碰撞，有时候撞出答案，有时候撞出更多问题。

碰到问题的场合，她靠在椅背上，盯着白板上被画了无数遍的磁流体方程，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着。她旁边的法国工程师在说磁线圈的响应延迟问题——从传感器采集到扰动信号到偏滤器磁线圈做出反应，中间需要经过好几十道信号处理步骤。每一道步骤都有延迟，加起来就是好几毫秒。物理学家们已经把这部分压到了极限，再往下压，硬件跟不上。

佐伊把翻页笔放在桌上。“算法侧可以提前。从历史数据里提取前兆特征，训练一个轻量级的预测模型。这个模型不需要算力太大，能在几个毫秒以内给出预判就可以——在扰动刚冒头的时候就识别出来，不等它长成大锯齿。”

房间里安静了片刻。麻省理工的博士后把手里的马克笔放下，看着白板上的方程。“你是说——用机器学习做边界局域模的提前触发？”

“对。”

“这很冒险。”德国工程师推了推眼镜。他的英语有很重的斯图加特口音，“如果预判错了，提前触发控制系统，等于是给一个本来稳定的等离子体加了不必要的扰动——这反而可能触发一场本来不会发生的破裂。”

“所以要控制误报率。”佐伊站起来，走到白板前面，拿起马克笔，“和我们在ICU里做脓毒症预警一样。你不需要百分之百准确。你只需要把误报率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然后确保漏报率尽可能低。剩下的交给临床判断——在这里，交给主控系统的协同判断。预测信号不作为唯一触发源，而是和实时诊断信号联合决策。”

博士后看着白板上佐伊画的信号流程图，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你以前做过类似的？”

佐伊把马克笔放下。“做预警系统时处理过类似的问题。脓毒症的早期信号和等离子体边界扰动在很多层面上是相似的系统——非线性、多变量、噪声大、前兆信号容易被淹没。核心逻辑是一样的。在系统崩溃之前找到那个不可逆的临界点，然后在临界点到来之前动手。”

几个物理学家开始低声讨论。

他们用的词汇佐伊不一定全懂——比如某些关于边缘局域模的非线性演化方程——但她不需要全懂，她只需要知道输入和输出，剩下的交给那群物理学家去翻译。她和他们之间的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她不去动等离子体物理的核心方程，那是物理学家的领地；但她可以动信号处理的每一个环节，那是她的领地。两个领地之间有一条不算宽也不算窄的缓冲带，她就站在那里，一只脚踩在数学和代码里，另一只脚踩在磁流体力学方程的边缘。

她活着活着，把自己变成了一座桥。在许多地方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