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沅变成石头的第三十天，伯禹回到了帝都。

他走了一个月。不是走不动，是不想走快。他怕走快了，就离她太远了。他怕走快了，就忘了她的样子。他走得很慢，每走一步，都在心里刻一下她的名字。阿沅。阿沅。阿沅。三千多里路，一万多步，他刻了一万多遍。他把她的名字刻在心上，刻在骨头上，刻在每一次呼吸里。他怕忘了。他不能忘。

帝都很大，比他想象的大。不是台地那种“大”——台地的大是空旷的、荒凉的、被洪水泡烂了的。帝都的大是拥挤的、嘈杂的、被人填满了的。到处是人，到处是房子，到处是烟。炊烟从几千个屋顶同时升起，在灰蒙蒙的天幕下袅袅地散开，像一层淡灰色的纱。有人在街上走，有人在路边坐，有人在吵架，有人在笑。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打闹，笑声尖尖的，脆脆的，像一串被风吹散的铃铛。鸡犬之声相闻，烟火气扑面而来。

这是一个活的、热闹的、正在过日子的地方。

伯禹站在帝都的城门口，看着这一切，忽然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他属于台地，属于洪水，属于那些还没有被凿开的山、那些还没有被疏通的河、那些还在水里泡着的百姓。他不属于这里。这里太干净了，太整齐了，太有秩序了。他的手上还有泥，指甲缝里还嵌着永远洗不掉的黑泥。他的短褐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旧短褐，袖口磨出了毛边，下摆撕了一道口子，用藤蔓随便扎了一下。他的头发全白了，散在肩膀上，像冬天早晨的霜。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颧骨高耸，眼窝深陷，眉心的川字像是用刀刻进去的，再也熨不平了。他看起来像一个野人，一个从深山里走出来的、从来没有见过世面的野人。

城门口的卫兵拦住了他。“站住，你是什么人？”

伯禹看着那个卫兵，没有说话。他的眼睛还是那样，又黑又深，像两口不见底的古井。那古井里没有水了，干涸了，裂开了，风一吹就扬起尘土。

“我问你话呢！你是什么人？”卫兵的手按在了戈上。

“伯禹。”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卫兵愣了一下。“什么？”

“伯禹。”

卫兵的脸白了。他松开戈，后退了两步，上下打量着伯禹。他的目光从伯禹的头发到他的脸，从脸到他的短褐，从短褐到他的脚。他的脚赤着，脚趾缝里嵌着黑泥，脚板上有厚厚的茧，脚底板上有好几道结了痂的伤疤。卫兵看着那双脚，看了很久。然后他单膝跪下来，低下头。

“伯禹大人，我、我不知道是您……”他的声音在抖，“您请进，帝舜等您很久了。”

伯禹没有看他。他抬起脚，走进了帝都。

帝舜住在城北的一座大房子里。不是台地上那种用树枝和茅草搭的棚子，是用木头和泥土盖的，有的甚至用了石头垒墙，看起来结实得很。屋顶铺着厚厚的茅草，和台地上的棚子一样，可这里的茅草是金黄色的，崭新的，在阳光下泛着光。门前站着两排卫兵，手里拿着戈，笔直地立着，像两排栽在地里的树。他们的眼睛直视前方，没有人看他。他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没有人动，没有人说话，只有风吹过戈的声音，呜呜的，像什么人在哭。

弃站在门口，等他。

弃穿着一件深褐色的长袍，不是麻布的，是细葛布的，料子很好，裁剪也很合身，腰间束着一条黑色的带子，带子上挂着一块玉佩。他的头发束得整整齐齐的，用一根玉簪别着。他的脸比上次见的时候圆了一些，眼睛下面的黑眼圈淡了一些，嘴唇不再干裂了。他看起来像一个真正的大人，一个在朝中说得上话、做得了主的重臣。可他看见伯禹的那一瞬，他的眼眶红了。不是哭的那种红，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的那种红。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什么都没说出来。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伯禹，看了很久。

“伯禹。”他的声音很低。

“嗯。”

“你瘦了。”

“嗯。”

“你的头发……”

“白了。”

弃的眼泪掉下来了。他没有擦，就那么让眼泪流着。他走到伯禹面前，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伯禹的肩膀很硬，很硌手，像石头。弃的手在他肩膀上停了一下，然后收回来。

“帝舜在里面等你。”弃的声音很低，“他病得很重，已经起不来了。他说，他要见你最后一面。”

伯禹没有说话。他抬起脚，走进了屋子。

屋子里很暗，窗户用麻布蒙着，透进来的光很少。空气里弥漫着药草的味道，苦苦的，涩涩的，像什么东西烧糊了。角落里点着一盏油灯，火苗很小，在风里摇摇晃晃的，好像随时都会灭。帝舜躺在一张木床上，身上盖着兽皮毯子，脸色很差，不是那种“病了”的差，是那种——快要走了、已经在收拾行李了、只等最后一趟车了——的差。他的眼睛闭着，嘴唇发白，手放在毯子外面，瘦得像鸡爪，青筋暴起，指节突出。

伯禹站在床边，看着他。他没有叫“帝舜”，没有叫“陛下”，没有叫任何称呼。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张苍老的、布满皱纹的、曾经威严得让人不敢直视的脸。他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帝舜的时候——那是在羽山，他爹被处死的地方。他站在山脚下，仰着头，看着山顶。他看不见他爹，看不见帝舜，看不见任何人。他只看见那块石头，那块刻着“殛鲧于羽山”的石头。六个字，轻飘飘的，像六片落叶。可它们落下来的时候，他的世界塌了。

他那时候十八岁。十八岁的他，站在羽山脚下，看着那块石头，看了很久。他没有哭，没有喊，没有冲上去。他只是站在那里，把手攥成拳头，指甲嵌进掌心里，掐得生疼。他在心里说——“我会治好水的。我不会走我爹的老路。我不会让你们杀了我。”

他做到了。他治了十年的水，凿开了砥柱，凿开了龙门，凿开了无数座山，疏通了无数条河。他把洪水引到了该去的地方，让下游的百姓不再被淹，让田地重新长出了庄稼，让孩子们不再饿肚子。他做到了。可他爹没有看见。他爹已经死了二十年了。他爹的尸体埋在羽山，被风雨侵蚀，被虫蚁啃噬，变成了一堆白骨。他连去收尸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忙。他太忙了。他要治水，要凿山，要开河，要堵缺口。他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来，水就会淹更多的人。他不能让人再死了。

“伯禹。”一个苍老的、虚弱的声音从床上传来。

伯禹低下头。帝舜睁开了眼睛。那双眼睛曾经很亮，亮得像冬天的河水，清冷的，审视的，让人不敢直视。可现在，那双眼睛浑浊了，黯淡了，像两口被泥沙堵住了的泉眼，水还在，可流不出来了。

“伯禹。”帝舜又叫了一声，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可还是很弱，像一根快要断了的弦。

“在。”伯禹的声音很平，没有起伏。

帝舜看着他，看了很久。他的目光从伯禹的头发到他的脸，从脸到他的短褐，从短褐到他的脚。他的目光在伯禹的赤脚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

“你老了。”帝舜说。

“嗯。”

“你的头发白了。”

“嗯。”

“你吃了很多苦。”

伯禹没有说话。他看着帝舜，帝舜也看着他。两个老人，一个躺在病床上，一个站在地上。一个快要死了，一个还活着。一个曾经杀了他爹，一个曾经被他杀父仇人重用。他们之间隔着一条河，一条看不见的、可谁都知道它存在的河。那条河叫羽山，叫殛杀，叫“你爹是我杀的，可你还得替我治水”。

“你恨我吗？”帝舜忽然问。

伯禹沉默了很久。久到帝舜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久到油灯里的火苗跳了一下，又跳了一下，像是也在等他的答案。

“不恨。”伯禹说。

帝舜的眼睛亮了一下。“为什么？”

“因为你杀我爹，是因为他治水不力。他该杀。我治好了水，你不杀我。你让我治水，是相信我。你相信我，我就治。我不恨你。”

帝舜看着他，看了很久。他的眼眶红了，不是哭的那种红，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的那种红。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什么都没说出来。他只是伸出手，握住了伯禹的手。他的手很瘦，很凉，像鸡爪。伯禹的手很大，很粗糙，很烫。两只手握在一起，一只瘦小，一只宽大，一只冰凉，一只滚烫，一只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一只还要在这个世界上活很久。

“伯禹。”帝舜的声音在抖。

“嗯。”

“我把天下交给你。”

伯禹的手顿了一下。“什么？”

“我把天下交给你。”帝舜的声音忽然大了起来，不再是那种虚弱的、快要断了的声调，而是一种庄重的、严肃的、像在宣布什么重要事情的声音。“你治水有功，天下归心。你比我更适合做这个王。”

伯禹看着他，看了很久。他的眉头皱着，眉心的川字深深的，他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

“我不做王。”他说。

“为什么？”

“我还要治水。天下的水还没有全退。龙门还没有凿开，伊阙还没有凿开，还有很多条河被淤塞了，还有很多座山挡在水路上。我不能停下来。”

帝舜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不是那种嘴角微动的、一闪而过的笑。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从心底里长出来的笑。他的牙齿已经掉了好几颗，笑起来的时候牙龈露出来，很丑。可伯禹觉得那个笑容很好看。因为他知道，那是帝舜这辈子最后一个笑容。

“伯禹。”帝舜的声音又弱了下去，“你治水，天下人跟着你。你做王，天下人也跟着你。你不做王，天下人还是跟着你。你已经不是你了。你是天下人的希望。你不能只为自己活了。”

伯禹没有说话。他看着帝舜，看着他那双浑浊的、黯淡的、可还在努力亮着的眼睛。他忽然想起了阿沅。阿沅也说过类似的话——“你不是一个人。”她说那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小，小到几乎被雨声吞没。可他听见了。每一个字都听见了。他把它们记在了心里，和陶片上的符号刻在了一起。

“我不是一个人。”他在心里说，“她还在。她在涂山，在那三间房子里，在那张木头搭的床上。她在等我。我治好了水，就回去看她。”

他松开帝舜的手，转过身，朝门口走去。走了几步，他停下来，没有回头。

“我做王。”他的声音很平，没有起伏。“可我还要治水。水治好之前，我不会待在帝都。”

帝舜看着他的背影，看了很久。他的嘴角慢慢地弯了起来。“好。”

弃站在门口，把伯禹的话一字不漏地都听见了。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伯禹，看着他那张被太阳晒得黝黑的、颧骨高耸的、眼窝深陷的脸。他忽然觉得，伯禹不是一个人。他是一座山。一座被风雨冲刷了千百年的、到处都是裂缝的、可就是不倒的山。风再大，雨再猛，它就是不倒。因为它知道，倒下了，身后的人就会被淹。它不能倒。

“伯禹。”弃叫他。

“嗯。”

“你什么时候去涂山？”

伯禹沉默了一下。“水治好之后。”

“水治好之后，她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