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五，我发现了一处蹊跷。

康熙四十七年春，户部拨给太常寺一笔“祭器修缮”款项，整整五万两。可那一年的祭器清册上，只记了三千两的修缮支出。剩下的四万七千两，不知所踪。

我翻出前几年的旧档比对，发现那一年，兵部也有一笔“军械补充”的款项，数目恰好也是四万七千两，去向含糊。

两个数字，一样大小。一个入太常寺，一个入兵部。一个写“修缮”，一个写“补充”。可修缮的祭器没有多，补充的军械也没有多。

那四万七千两，去哪儿了？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十三阿哥。他听完，沉默了很久。

“四十七年春，”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正是托合齐案中那批‘货’进出西山别业的时候。”西山别业，安郡王府。我背脊发凉。

“这事，”十三阿哥看着我，“先别声张。我去告诉四哥。”

二月廿二，四阿哥再次召我去鱼跃鸢飞亭。

他到得比我还早，负手立在亭中，望着湖面上将化未化的薄冰。我走近时，他没有回头，只低声道：“你那笔账，四哥看过了。”

我站定，等他下文。

“四十七年的那四万七千两，”他终于转过身，看着我，“是兵部武库司借太常寺的名头走的账。表面是祭器修缮，实则是买那批‘货’的钱。”

我心头大震。那批“货”——三批，西山别业，马尔浑次子收件。

“四十七年的那四万七千两，”他终于转过身，看着我，“是兵部武库司借太常寺的名头走的账。户部拨下来的时候，记的是‘祭器修缮’。

可太常寺这边，有人在账上动了手脚——把这笔钱挂到了武库司的名下。武库司那边再用‘军械补充’的名目，把钱转给了永昌号。”

“可安郡王府已经……”

“已经处置了。”四阿哥接过话头，“可经手的人还在。武库司那个员外郎死了，但经手的书吏还在；永昌号的东家死了，但账房先生还在；太常寺这边，”他看着我，“当年签字的官员，还在。”

我忽然明白他让我查账的用意了，不是查安郡王府，是查那些“还在的人”。“四哥要我把这些人……”

“不。”四阿哥打断我，“你什么也不用做。只需要知道，这些人，还活着。”

他望着远处，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有些人以为，事过境迁，就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可账这东西，只要记下了，就永远在那儿。”

他转过身，看着我，那目光里有深不见底的东西：“十四弟在前头翻账，那是明面上的。暗地里的账，得有人先看清。看清了，才知道什么时候该翻，什么时候不该翻。”

三月初五，我在太常寺值房，小喜子进来附耳道：“爷，八爷那边有动静了。说是回京了，九爷、十爷昨儿个去了趟，待了半日。”我握着笔的手微微一顿。

去年十一月，八阿哥扶灵出京那日，我也在城门口。他一身缟素，翻身上马，素幡在风雪中翻卷。四阿哥站在我身边，望着那个方向，轻声道：“他这一去，不知何时能回。”

我当时说：“会回来的。”皇子守制，以日代月，二十七日便可释服。算来，是该回来了。如今，他回来了。“还见了谁？”

“听说十四爷也去了。”小喜子压低声音，“昨儿晚上，九爷府上议到很晚，灯火亮到子时。”

我没有再问。只是望着窗外那片嫩黄的柳梢，想起四阿哥那句话。会回来的，我说对了。可回来的，还是去年那个八阿哥吗？

三月廿五，太后传我去寿萱春永。

我到时，她正坐在廊下，对着满园春色出神。院子里的碧桃开得正好，粉粉白白的一片，在午后的光里像一团团轻云。

“老十八来了。”她招手让我坐在她身侧的石凳上，“陪哀家看看花。”我坐下，陪她望着那一树树繁花。半晌，她忽然道：“老八回来了，你知道吗？”

“知道。”她沉默片刻，轻声道：“那孩子，心思太重了。重得让人心疼。”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太后也不需要我说什么。

良久，她转过头，看着我：“老十八，你腕上那枚平安结，再给哀家瞧瞧。”我解下来，双手递过去。

太后接在手里，低头看了很久。她的拇指抚过那褪色的红绳，一下，又一下。

“他额娘编的，”她轻声道，“比哀家收着的那根新些。可也旧了。”她将平安结递还给我，拍了拍我的手背。“好好收着。”

“是。”她望着远处的碧桃，忽然笑了，那笑容在春光里淡得像要化开：

“你二哥小时候，爱在御花园玩。有一回追蝴蝶，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哭得惊天动地。哀家抱起来哄，他说，皇玛嬷，蝴蝶飞走了。”她顿了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