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有一声很微弱的“救命”，混他脚下咯吱作响的沙石中，一同滑进了他的耳朵。

他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

很瘦小的人形，身上的衣服被血染得看不出颜色，脸也是。

但那张脸上嵌着一双非常亮的眼睛，在一片血污中亮得吓人。

怨不得黎策当时就怔愣着停下了脚步，因为那种眼神实在太熟悉——就像闻闻想买什么东西，眼巴巴地望着他撒娇时一样，那双眼睛，也属于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

他已经快半年没见女儿了，那时视频通话也不普及，他对妻女的思念除了每隔几天的电话之外，就只能放在梦里。

所以他真的很难对这声“救命”充耳不闻。

鞋尖像有自己的想法，在他同意之前就向着弥散着血气的角落拐了过去。

女孩伤得非常重，腿上的伤口深可见骨，血如同涓涓细流，蜿蜒着浸湿白袜，没有丝毫凝固的迹象。

黎策惦记任务，匆匆扶起她：“家人呢？”

“走散了……”

黎策迅速判断了一下时间，问她：“这条路上有医院吗？”

“有的，”女孩咬着牙道：“前面300码左转，马路走到底。”

他一边将情报揣在怀里，一边小心地将她背起来，唯恐弄疼了她：“不要怕，马上就好了。”

是的，马上就好了，等这份情报传出去，一切就都结束了，再也不会有跟女儿一样大的少年这样满身是血地蜷缩在角落里，安静地等死。

女孩在他背上呜咽，黎策几乎一路小跑，还不忘安抚她，说等自己见了朋友回来就来看她，给她带糖果。

“你喜欢吃什么样的？”他问。

女孩没有回话，估计是失去意识了。

黎策没再耽搁，满头大汗地将她送到那个小诊所，付了钱，然后直奔糖果店。

绕了这不算近的路，地图在这种巷战后的废墟里几乎失去了意义，他在死胡同之间不断地碰壁，像个满脸汗湿的无头苍蝇。

等黎策小心地避过几个叛军的检查点，东拐西拐到达目的地时，信使已经在店里等他了。

见他进门，信使多一句都没寒暄：“东西？”

黎策立刻将手里的东西交给他：“小心。”

长久积攒的信任让他们无比默契，信使对他重重一点头，便即刻转身，去推紧闭的门。

黎策长长松了口气，目送他出了门，才扭头去看店里货架上琳琅的糖果。

都是当地的样式口味，不知道那小姑娘喜欢吃什么，他想，奇怪了今天怎么也没见老板？

不等他向里叫人，门口忽然一声巨响！

黎策下意识转头一看，信使正高举着双手，从门口一步一步地倒退回来。

他的身躯渐渐被店里的灯光照亮，缓缓露出他面前，不，应该是他头顶的，一条漆黑的枪杆。

枪杆的主人带着另外四个人，狭小的店面瞬间被烤蓝和恐惧的气味填满。

那人壮得不成比例，人中留着一道精心修建的一字胡，一手举着枪，一手毫不客气地将手伸进信使的口袋。

黎策眼睁睁看着那封应该去首都、去总台、去联合国的牛皮信封，乖顺地被他两只臃肿的手指捏住。

那人咧着嘴大笑，高声问：“叛徒？”

背后四人洪亮而齐声地宣判：“水刑！”

领头人毫不客气地将信封揉成一团，随意往口袋里一塞。

“没有水，便宜你了。”

说完他眼也不眨，无比轻松地扣下了扳机。

那一瞬间黎策好像失明了，眼睛明明睁着，却拒绝传递图像，他拒绝去想余光里那飞过去砸烂货架的东西是什么，更拒绝去感知溅在脸上的温度、触感和气味。

他立刻俯下.身，吐了。

糖果罐被他紧紧攥在手里，像攥着自己势孤力薄的性命。

而在半空中，黑洞洞的枪管指过来了。

领头的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中国人？那个没走的记者？”

黎策大脑一片空白，却有一个念头鲜红地、醒目地炸裂在他意识里。

闻闻和郁青怎么办。

答应闻闻的礼物还没去买。

可命运却像开玩笑似地，让枪口余温在他额头上烫出一片红痕后，又让它轻飘飘移开了。

叛军头目捻了捻胡子：“你该庆幸你是个好人。”

他拎起抢背在背后，带着人准备收队，临了恶作剧似地“啊哈”了一声，笑眯眯回过头来。

他指了指黎策手上的糖罐：“对了，我妹妹不吃糖。”

黎策愣住了。

那糖罐咔地一声，塑料从中间碎裂，甜蜜的糖果从里面簌簌而下，跌落在地上横流的鲜血湖泊里，荡出一圈圈涟漪。

很可惜，那不是他的愤怒，那是他的恐惧。

那队叛军离开之后，黎策在充满血腥气和廉价甜腻气味的糖果店里呆立了很久，始终没有鼓起勇气回忆。

耳膜在尖叫，在这个空无一人的糖果店，倾尽全力地尖叫。

可那些词语怎么会放过他。

它们会变成往后几十年一直萦绕不去的咒语，不分白天夜晚，青红皂白，时时刻刻念在他耳边，提醒他是怎样害死了自己最忠诚的朋友，怎样丢掉了那封至关重要、人命关天的情报。

东方人，遗留的记者，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地方，居然有要去见的朋友。

糖果，他竟然问叛军头目的妹妹，想吃什么糖果。

他抬手狠狠扇了自己一个耳光。

这就是他关于那场战争，关于自己的记者生涯，最后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