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潇潇带来的消息，像一颗被投入绝对零度液氦中的铌球，在顾屿内心中激起了持续而微妙的超导震荡。震荡无声无息，却足以让所有理性的、用以绝缘的屏障，短暂失效。

杨清渝醒了，她在病中呓语着技术难题，并且叫了他的名字。

这两个事实，前者带来如释重负的巨大宽慰，后者则像一道精准而模糊的激光，切开冰层，照亮了某个他从未敢真正审视的幽暗角落。

宽慰过后，是更加汹涌和复杂的情绪回潮。他无法再像之前那样，将杨清渝简单地视为一个“需要处理的技术变量”或“被分担职责的休假者”。她重新变回了一个具体的、正在病痛中挣扎、意识深处依然被工作以及或许……其他东西纠缠的活生生的人。

他提交的性能优化方案，还在等待诺华那边的评估。临时技术指导小组的工作按部就班，没有人再来打扰他。皮埃尔教授邀请他参加与新合作方（马普所）的第一次线上非正式交流会，时间定在一周后，教授暗示这将是决定他是否延长访学的关键环节。

生活似乎正在将“杨清渝生病”这个突发事件，平滑地编织进原有的轨道。但顾屿知道，轨道本身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偏移。他不再是那个可以纯粹沉浸在“调试”状态中的顾屿。一个新的、巨大的“变量”已经引入系统——杨清渝的康复情况，以及这个情况可能带来的一切未知影响。

他开始更频繁地、但依然克制地通过周潇潇了解杨清渝的恢复进展。从最开始的“醒了但虚弱”，到“能喝一点水”，到“可以坐起来一会儿”，再到“医生允许她看几分钟手机，但绝对不能碰工作”。进展缓慢，但趋势向好。周潇潇每次的回复都简短务实，语气也从最初的试探和疏离，逐渐多了几分通报情况的平和。

顾屿的询问也始终保持在最低限度：“今天好些了吗？”“精神怎么样？”“有没有听医生的话？”从不越界，从不提及任何私人话题，也从不试图打探任何超出病情恢复范围的消息。

这种有限的、单向的信息流，像一条纤细却坚韧的神经，将巴塞尔的春天与那座遥远城市医院病房里的微小声响连接了起来。顾屿依靠着这条神经传递过来的微弱脉冲，来校准自己内心的律动。得知她好转一些，他紧锁的眉头会稍微舒展；听到她又因为偷偷想工作被护士“批评”，他会无奈地苦笑，却也暗自揪心。

他发现自己会不自觉地计算时差，猜测她一天中可能会比较清醒的时间段，然后在那个时间段前后，变得更加留意手机。他不再做关于讨论组和空白头像的噩梦，但会梦见一些模糊的医院走廊，白色的墙壁，仪器规律的滴答声，以及一个背对着他、坐在病床上的、纤细而安静的侧影。梦里的情绪不再是焦虑或恐惧，而是一种沉甸甸的、混合着距离感的守望。

他试图将这种新的“变量”纳入自己的“调试”体系。他告诉自己，对杨清渝康复情况的关注，是对一个工作伙伴尽管是前女友遭遇不幸后的基本人道关怀，是“风险监控”的延伸，也是对自己内心愧疚感的一种有限疏导。他依然严格遵守着“事项备忘”划定的言行界限，只是将观察和应对的对象，从“技术实体qing.Y”微调为了“正在康复中的病人杨清渝”。

然而，这个“变量”的能量，显然超出了他最初设定的“风险监控”范畴。它开始影响他的决策。

皮埃尔教授再次找他正式谈延长访学的事情。马普所的合作课题前景广阔，教授非常希望他能留下。顾屿没有像之前那样犹豫或拖延。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但语气非常平静地婉拒了。

“教授，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和这个机会。马普所的课题确实非常吸引人。”他斟酌着措辞，“但经过慎重考虑，我认为目前留在巴塞尔完成现有合作项目（指与皮埃尔教授自身的课题）的收尾工作，并在‘技术巩固期’内确保C-C-JT项目的平稳过渡，对我来说是更合适的选择。同时……国内也还有一些个人事务需要处理。”

他没有提杨清渝。但“个人事务”和“平稳过渡”这两个词，已经足够隐晦地指向了那个远方的“变量”。皮埃尔教授似乎听懂了，他没有追问，只是拍了拍顾屿的肩膀，表示理解，并说随时欢迎他改变主意。

顾屿知道，这个决定看似理性，实则很大程度上是那个“变量”在无形中牵引的结果。他需要保持某种“可连接”的状态，需要确保自己不在杨清渝可能需要某些只有他才能提供的、与工作相关的信息或协助时，身处一个更遥远、更隔绝的时区和研究环境中。尽管这种“需要”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但他就是无法在此时做出远离的抉择。

这很不“顾屿”，不够理性，不够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