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事府的档案库在皇城东南角，一座独立的二层小楼，灰瓦青砖，门楣上连块匾都没有。管库的是一个姓陈的老吏，头发花白，眼神浑浊，走路时右腿微跛，看起来六十多岁，但查档案的手指又快又准，像一把老剪刀。

沈问把大理寺的调档文书放在桌上，陈吏拿起来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沈问身后的陆昭。

“这位是？”

“刑部侍郎陆昭，协查。”

陈吏点了点头，没有多问，转身从架子上取下一本厚重的簿册，翻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位置，手指停在某一页上。

“永宁十四年，太子府门禁记录。”陈吏把簿册推到沈问面前，“你们要看哪一天？”

“三月初七。”

陈吏的手指往回翻了几页，停住，侧过身让出位置。沈问和陆昭同时凑上去看。

三月初七那页的记录很简单，只有几行字：东角门开两次，西角门开一次，北角门未开。西角门那条记录写着：“西角门，子时开，寅时关。出入人员：太常寺卿郑牧。事由：奉太子命，商议春祭事宜。”

沈问盯着那行字看了五息。郑牧。三月初七子时，出现在太子府西角门的人是郑牧。师父在纸条上记下的那个时间地点，对应的不是师父本人——是郑牧。

他在这页记录里继续往下看。子时出入只记了郑牧一人，没有顾衡的名字。

“郑牧来太子府商议春祭，”陆昭在旁边开口，“三更半夜？”

陈吏没有接话，只是退到一旁，低着头，像什么都没听见。沈问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翻到了下一页。

三月初八的记录上，西角门没有开启。三月初九也没有。直到三月初十，才有新记录：“西角门，亥时开，丑时关。出入人员：无。”

出入人员：无。门开了四个时辰，没有人记录进出。

沈问的指甲在“无”字下面轻轻划了一下。

“这扇门，”他转头看向陈吏，“平时归谁管？”

陈吏沉默了一下。“西角门归詹事府直管，钥匙在詹事手里。”

“永宁十四年的詹事是谁？”

“贺庭，永宁九年到十五年任太子詹事。后来调任了。”

“调去了哪里？”

“岭南。做了一任刺史，去年致仕了。”

沈问和陆昭对视了一眼。贺庭调去了岭南，去年致仕——也就是说这个人还活着，而且活得离长安很远。远到不会有人去打扰他。沈问在册子上写下贺庭的名字，在旁边标注：“永宁十四年詹事。西角门钥匙持有人。调任岭南，已致仕。可查。”

他合上册子，又看了一眼那张记录了“出入人员：无”的页面。

“陈老，这份门禁记录，三年前有人调阅过吗？”

陈吏的眼神闪烁了一下。“有。”

“谁？”

“太常寺的郑大人。永宁十四年四月，伴读案结案之后第三天，他来调过。”

“调走了几天？”

“没有调走。就在这里看的。看了一个下午。”

“他看的是哪几页？”

陈吏的手伸过来，翻到了三月初七、三月初八、三月初九、三月初十。他翻得很熟练，像是那个下午的场景还留在脑子里，这么多年没有褪色。“就这几页。看了很久。”

沈问点了点头，把簿册推回给陈吏。“谢谢陈老。今天打扰了。”他转身走向门口，经过陈吏身边时，停了一步。“陈老，您记得那个下午郑大人看完了之后，说了什么吗？”

陈吏沉默了一会儿。

“他说了一句话。”陈吏的声音很低，“他说，‘原来在这里。’”

沈问没有追问，走出了档案库。陆昭跟在后面，两人一前一后走出詹事府的大门，拐进一条僻静的巷子，才停下来。

“郑牧在三月初七子时去了太子府西角门，第二天他又去了——但第二天没有记录出入人员。第三天也没有。第四天也没有。”陆昭掰着手指，“一个太常寺卿，半夜三更去太子府，然后连续三天西角门有开无进有开无出的记录，你觉得他在干什么？”

“他在见人。”沈问说，“见一个不能出现在门禁记录里的人。”

“太子。”

“或者比太子更不想留痕迹的人。”

陆昭沉默了片刻。“郑牧在三月初七见了那个人。然后你师父查到了这件事，记在了纸条上。伴读案发后第三天，郑牧来詹事府调阅了这份门禁记录，看了一眼，说‘原来在这里’——他在确认自己有没有留下痕迹。”

“他没有留下。记录上只有他的名字，没有那个人的。”

“但你师父查到了。”

沈问从怀里取出册子，翻到郑牧那一页。郑牧的名字下面，原本写着的“饵”和“局”已经被划掉了，他写了新的两个字：“知”和“惧”。

“他知道什么？他怕什么？”陆昭问。

沈问把册子合上，收进袖中。

“他知道那个人是谁。”他说，“他怕那个人让他闭嘴的方式，和对待陈鹤龄、王义、钱穆一样。”

远处皇城方向传来沉闷的鼓声，是午时的报时鼓。沈问抬起头，看了看天色。秋日的天空很高很蓝，云薄薄地铺在天边，像一层撕破的纱。

“我们去见郑牧。”

“现在？”

“现在。白天，周幕僚在。如果他真的控制了郑牧，白天反而更好办事——他不敢当着下人的面动手。郑牧府上除了周幕僚，还有十几个仆人，他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什么。”

陆昭想了想，点了下头。“那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