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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6章 七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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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李亚茹六点半就醒来了,不算很困,但还是贪睡了一个多小时,到八点捞了衣服就套上,出门后怀着自责的心情,发现姥姥、姥爷还没回来。絮状的云挨挨挤挤地遮满了天空,天山蔚蓝蔚蓝的。没有刷牙,李亚茹想要先去地上转一圈,走一走。昨天说的第二日早起熬粥,这个粥不能姥姥、姥爷一回家就吃到嘴里了,那不如上地转完再说。

葵花头很大,花叶又很小,卷曲耷拉,像一个个没精打采的老太。

八点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身体的时间,村里喇叭开始响了。田里驱赶麻雀的唱歌机也唱着,李亚茹经过时还是有上百只麻雀“扑棱棱”从唱歌机下的麦田里惊起。有人拿着打草机“吱吱吱,呜呜呜”地打草,带着棕红穗儿高高的芦苇随着打草机扫过的方向倒伏下去。

乌云裂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蓝天在缝隙里喘息。

由于感冒,李亚茹几乎闻不到什么干净舒爽的味道,只能木木地在田野里穿梭,像一个会行走的稻草人。

漫山遍野的葵花竞相开放,在无人观赏的日子里并不寂寞,安静地追逐着太阳,享受生命里最美的时刻。

一棵棵苞米绿意森然,在天山静谧的蔚蓝下挺胸抬头,精神抖擞,像坚定的士兵,站岗于旭日东升的清早。

走着走着,李亚茹遇到一丛结红泡泡果实的植物,和之前拔回来的“黄芪”十分相像,仔细一查,才发现了端倪。苦豆子和黄芪都是羽状复叶,不同的是苦豆子荚果念珠状,黄芪荚果膨胀呈膜质。最关键的是,苦豆子全草入药,但毒性较强,需严格炮制。黄芪干燥根为主,无毒,补气。天哪,那在家里晒着的一小堆根系都是有毒的,幸好发现得及时,没有煮了喝汤。想要从各种草里分辨出中药材并晾制,需要慧眼识珠啊。这两种草太相似了,若是还未开花结果,很容易误识。怪不得看挖回来的那些苦豆子根系,觉得细些,以为野生的如此,金盏银盘并不十分明显,但并不能以此区分。唯独有的晾干了的苦豆子根系中空,让人觉得有些奇怪,本还安慰自己只是根细的缘故。还好还好,黄芪结果了,老天助我,没有毒到自己。

一拿回家,姥姥惊呼道,“这和之前那个不是一种草!不是嘀!”

李亚茹解释道,“奶,我们之前挖错咧,苦豆子有毒嗫,撂掉去。”

没有人责怪什么,但是李亚茹为早餐胆战心惊了一上午,最后决定打五红粉喝。

早饭后李亚茹来看鲍一诺,娃跟着抬着一个架子的小姨夫。小姨夫把架子架起来,站上去,伸手从烟囱里掏东西,掏出来一些黄色干草梗,芨芨穗儿,白的、黑的、麻的羽毛,手够不到了,拿钳子和勾子继续掏,掏了一堆草叶羽毛。高家奶在旁边说,“几个月抽油烟机不抽油烟咧,打开也莫啥声音。听见鸟娃子在里头‘唧唧’叫嘀嗫。”

小姨夫又跑到房子里去,打开抽油烟机,风顺着风道吹出去,李亚茹跑出去时看到一只小小的麻雀飞下来,跌在草丛里,呆了一会儿,一次飞个三五米,飞到远处去了。小姨夫赶着趟儿出来捉小鸟给鲍一诺看,没赶上。

回家去,小姨夫杀哈密瓜,给鲍一诺一牙,自己一牙。鲍一诺学着小姨夫的样子啃着吃瓜,小嘴巴只能啃下一牙哈密瓜心的一小块。小姨夫几口吃完了,“哐当”把瓜皮往垃圾桶里一撂,鲍一诺见状,立马也把自己手里的瓜“哐当”扔了。

小姨夫眼疾手快,“你妈咧个蛋!”赶紧将桶里的瓜捡起来,还没超过三秒,还能吃。

没办法,他把瓜皮削了,给到鲍一诺拿上,自己也拿一牙没瓜皮的,一口咬下去,鲍一诺也学着咬,这回没有瓜皮可扔了。

小姨中午一点回来的,渴了,杀了一牙哈密瓜,坐在沙发上正准备吃。鲍一诺看见了,双手抱住小姨的大手,把手里的瓜送到嘴边咬了一大口,小姨见了,“呼噜呼噜”两大口,俩儿吃得一个赛一个香。

大黄狗两只前爪迅速把窝里的洞继续往下挖,石头、土都挖出来,自己卧在深窝里避暑。

李亚茹最近看了两本书,一本写李白,一本写陶渊明,两者都为经济困顿过,但陶诗读起来显得消极、悲伤,除了耕田再无其他经济来源,退无可退,耕田便是最好最自由的选择,李诗则豪情万丈,叫人仿佛一次次能看到希望。结合两位诗人时代背景的不同,又查了些资料以更完善地发表自己的想法。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南朝初,那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司马氏政权南渡后始终不稳定,门阀政治达到顶峰,寒门士子几无出路。而李白所处的盛唐表面繁荣,实则暗藏危机,科举制给寒士带来希望却又充满局限。

陶渊明写《感士不遇赋》,“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遂分成不同的群体对立纷争,尘世编织了巨大的罗网,人们就像鱼鸟那样担惊受怕,于是通达的人很快醒悟,辞官弃禄隐居躬耕,宁可安于贫贱,不图富贵尊容。

从志向角度看,陶渊明的“田园归隐”其实是被迫选择。当时政治黑暗到连“穷则独善其身”都难实现,他的《归去来兮辞》字面恬淡,细读却能感受到强烈愤懑。相比之下,李白喊出“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抱负,正是盛唐开放气象赋予的底气。但要注意,李白想当的是帝王师而非普通官僚,这反映唐代文人独特的功业观。

境遇差异。陶渊明五次出仕,五次辞官,根本矛盾在于门阀制度下的“寒族”身份。他任彭泽令时遭遇郡督邮巡查的著名事件,那句“不为五斗米折腰”表面清高,实则是对森严等级制度的绝望抗议。而李白虽然也仕途失意,但他的困境更具戏剧性——玄宗只把他当文学弄臣,安史之乱李白又站错政治队伍。两人都追求自由,但陶渊明在体制外找自由,李白想在体制内找自由。

酒在两人诗中有不同的象征。陶渊明“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是逃避,李白“会须一饮三百杯”是宣泄。这种差异背后,是魏晋名士服药避世与唐人豪饮入世两种文化心态的折射。

经济状况。陶渊明归隐后亲自耕作却常挨饿,李白四处干谒却“金樽清酒斗十千”。两人经济状况的对比,恰恰说明唐代文人生存空间确实更大。不过李白晚年卷入永王案后的潦倒,又与陶渊明形成跨时代的呼应——无论什么盛世,诗人的天真总会碰壁。

总结:陶渊明像棵被乱世狂风压弯的竹子,李白则是盛世焰火中炸裂的流星。时代给了李白更高的起跳板,也造就了更惨痛的坠落。

读完心绪久久难平,对文人的一生,包括自己,我又有了新的审视和思考。

下午五点,周遭乌云升起,太阳还是被遮在乌云里,天空正中央还有晴。转眼的功夫,乌云布满了。

西门前的沟里下来了山水,很快,东门前的沟里也有小股的山水。姥姥跨在水沟上,拿盆子舀水浇水渠边的菜,姥爷拎了水泵出来,拉了管子浇园里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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