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嘉的出生，冲淡了这个家的贫苦气息，却也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另一个更深的隐痛。

夜里，母亲搂着襁褓中的小嘉，眼泪常常无声地浸湿枕头。那半斤五花肉和散装白酒的喜庆气儿还没完全散去，现实的冰冷就又漫了上来。爷爷蹲在门口抽烟的时间更长了，奶奶洪亮的嗓门也时常卡壳，望着窗外发呆。

这个家里，少了一个本该在场的人——小嘉的父亲。

小嘉的父亲，名叫家骏，是爷爷和奶奶的独子。人如其名，年轻时也曾是村里少有的俊朗后生，脑子活络，不甘心像父辈一样被牢牢拴在那一亩三分地上。九十年代初，南下打工的浪潮像一股强劲的风，吹进了闭塞的乡村。报纸上、广播里，到处都是深圳、珠海遍地黄金的故事。家骏的心，被说活了。

“爸，妈，守着这几块薄田，一辈子能看到头。让我出去吧，去南边，挣了钱，把咱家的债还了，把新房盖起来。”饭桌上，家骏的眼睛里闪着光，那光，是爷爷浑浊的眼中早已熄灭，却又依稀记得的东西。

爷爷闷着头，许久，才吐出一句：“外头的钱，就那么好挣？”

奶奶则是直接多了：“不行！我就你一个儿，跑那么远，人生地不熟的，出了事咋办？再说，村头老李家二小子去了半年，信都没捎回来几封！”

然而，时代的洪流和个人出人头地的渴望，不是父母的忧虑能够阻挡的。在小嘉母亲刚怀上孩子不久，家骏还是走了。带着家里东拼西凑的两百块钱，和一个印着“上海”字样的破旧旅行包，踏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他承诺：“等孩子出生，我肯定回来了。到时候，带着钱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