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嘉五岁了，像田埂边一株无人照料却依旧疯长的牵牛花，坚韧而沉默。

他开始更清晰地感知到“父亲”这个词在这个家中的重量。它藏在母亲偶尔望向村口那条土路的失神目光里；藏在爷爷喝下第一口辛辣的散装白酒后，那一声微不可闻的叹息里；也藏在奶奶与邻人闲话时，突然提高音量、带着几分刻意炫耀的言语中——“我们家家骏在南方大工地，是管事的！忙！等赚够了盖楼房的钱就回来！”

小嘉不吭声。他只是默默地，把那个印着“上海”字样的破旧旅行包从箱底翻出来，藏到了自己堆放小物件的墙角。那里有爷爷削的木枪，有奶奶买的已经融化又凝固的糖块，现在，又多了一个空的旅行包。

这一年，太婆的身体彻底垮了，磨不动豆腐了。灶房里的主力变成了母亲和奶奶。奶奶负责叫卖，她那洪亮的嗓门成了移动的招牌。母亲则接替了太婆的位置，掌控着点卤水的关键。小嘉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看着母亲用那根光滑的木棍，在翻滚的豆浆里画着圈，神情专注，仿佛在完成一件神圣的仪式。

“妈，爸那边，也有豆腐吃吗？”小嘉忽然问。

母亲的手一顿，豆浆溅出来一点。她低下头，用围裙擦了擦手，声音有些发闷：“那边……没有咱家这样的豆腐。”

“哦。”小嘉不再问了。他隐约觉得，父亲所在的那个“远方”，是一个没有豆腥味，也没有太婆故事的地方，那一定是个很陌生、很冰冷的地方。

夏天的傍晚，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男人们聚在打谷场上闲聊，孩子们追逐打闹。小嘉很少参与，他更喜欢跟着爷爷。爷爷去给菜地浇水，他就拿着一个小葫芦瓢，笨拙地舀起水，小心翼翼地浇在每一棵菜的根部。爷爷坐在门槛上修补农具，他就蹲在一旁，递个钉子，扶稳木柄。

他的安静和“小大人”般的懂事，让村里一些老人看了心疼。有人对爷爷说：“你家小嘉，乖得不像个娃。”